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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藉着书写和回忆,我已超越过去的苦难
时间:2012-10-26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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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台湾东岸的绿岛(俗称“火烧岛”),是“白色恐怖”时期惩罚政治犯的集中营,作家柏杨在“戒严”解除后为这里的“人权纪念碑”如是题词。“人权纪念碑”的碑文照片,成了耶鲁大学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孙康宜(Kang-iSunChang)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的封面照片。

  1946年4月,在已故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的父亲张我军先生的帮助下,两岁的孙康宜随父亲孙裕光(1919—2007)、母亲陈玉真(1922—1997)一道,经由上海去往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时,孙父在基隆港务局任职,不料后来受孙康宜的大舅、1950年代左翼运动“鹿窟事件”领袖陈本江的牵连,被保密局肆意逮捕并蒙冤入狱10年,先后关押于绿岛和台北新店军人监狱。

  父亲身陷囹圄的10年里,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母亲,毅然带着康宜及其两个弟弟去林园乡下开洋裁班以维持生计,孙家也受到林园国校教员蓝顺仕的热心照顾,二姨夫妇更是向孙家屡屡施以援手(孙康宜后来与二姨的次子张钦次博士结为连理),去监狱探望父亲时也曾得到三轮车夫同情……这些“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让孙康宜执意写一本“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的“感恩”之书。

  如今,孙康宜教授在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理论和美学等领域卓然成家。其实,她学术研究的起步可以追溯至其父母“白色恐怖”时期经历的影响:1965年,也即考入第一届台大外文研究所的前一年,孙康宜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撰写毕业论文,论题“很自然就选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1819—1891)的小说《白鲸》(MobyDick),“他一生中命运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长期奋斗的生涯,都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

  在《走出白色恐怖》中,孙康宜也着力探讨“有关沉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还现身说法讲述“在语言的夹缝中”腾挪移动的体会。

  较之于10年前简体中文版的初版,增订版将书名恢复为《走出白色恐怖》,增加了“大弟游绿岛”一节,增补了对作者舅舅陈本江以及“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等人所参加的左翼运动的介绍。

  近日,孙康宜教授接受了笔者的书面专访。

  最大的增补就是有关吕赫若和我大舅陈本江等人的左翼活动

  问:您的回忆录10年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书名还是《把苦难收入行囊》,这次由北京三联推出增订版,书名改成了》走出白色恐怖》,这一调整是基于哪些考虑?

  孙康宜:其实,我的回忆录本来就命名为《走出白色恐怖》,但2002年我把书稿交给上海三联书店之后,该社的编辑却决定把书名改为《把苦难收入行囊》。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位编辑不喜欢政治气味太浓厚的书名,他宁愿把书的重点放在人生意义的探讨上,因为我童年所遭遇的“苦难”就像我在人生旅途中一直背负的“行囊”一样,已成为我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但2003年台湾的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繁体中文版时,用的还是原来的书名《走出白色恐怖》。

  这次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增订版,我决定仍然采用原来的书名《走出白色恐怖》。这是因为,我目前想要强调的重点是:藉着书写和回忆,我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苦难,我要“走出”而非“走入”白色恐怖。

  问:本世纪初推出《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您对1949年至1987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的回忆与书写,是否也受过台湾报道文学作家蓝博洲1990年代初期同类作品如《幌马车之歌》(今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了新版)、《白色恐怖》等的出版的影响?

  孙康宜:其实,2002年开始写《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时,我还没读过蓝博洲的任何作品。当时我已移民到美国30多年,早已和台湾的现况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很惭愧,我当时还没听过蓝博洲的大名,当然也没读过他的《幌马车之歌》和《白色恐怖》等作品。我一直迟至2007年才开始阅读蓝博洲的作品,很佩服他深入民间田野、探究白色恐怖真相的精神,此为后话。总之,2002年当我开始提笔写回忆录的初版时,完全靠自己童年的记忆,以及父亲亲口讲给我的信息。在那以前,父亲对于有关白色恐怖的话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我也无法下笔。

  问:《走出白色恐怖》巧妙地穿插和融汇了不少您在中国文学研究以及性别研究等领域的多年研究心得,散发着较浓的书卷气,这应该也是不同于报道文学的学者回忆录的特色?

  孙康宜:我是个长年研究文学的学者,所以你自然会发现我的散文风格有些“书卷气”,我在上海的朋友陈子善先生就曾经称我的作品为“学者散文”。当然,我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在文学研究以及性别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心得凭空加入到回忆录里。对我来说,学问即人生,人生即学问,所以很自然地就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了。

  问:有“台湾第一才子”之称的吕赫若(1914—1951)与您当年投身左翼运动的舅舅陈本江交往密切,其文字成就身后才被研究者不断发掘与彰显,显然有一个“再经典化”的过程。而您和宇文所安教授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收录了台湾文学专家许俊雅教授纪念吕赫若的石刻的照片。当年准备写回忆录时,搜集到的那些“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相关史料与文献是不是对您有格外大的冲击,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普通的文本,更是和您的家族紧密相关的生命史?

  2002年推出回忆录初版后,您对“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最新研究成果还一如既往地关注吗?今年出增订版,在这方面有无增补?

  孙康宜:你说得很对,当初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搜集到的那些“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相关史料与文献对我确实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普通的文本”,更是和我的家族“紧密相关的生命史”。

  然而,我一直到2007年(即回忆录初版发行5年之后)才开始有机会着手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才发现他和我的大舅陈本江当年交往的密切关系。就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有关吕赫若的材料,包括蓝博洲的一篇长文《吕赫若党人生涯》(收入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1997年)。就在同时,我的台湾亲戚偶然在台北街头发现了台湾文学专家许俊雅教授为纪念吕赫若所作的铭文石刻。我一时喜出望外,就把那张纪念吕赫若的石刻的照片也加入了当时正在和宇文所安教授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

  今年北京三联所出的我那本回忆录的增订版,其中最大的增补就是有关吕赫若和我大舅陈本江等人的左翼活动。此外,我也增补了一些有关我母亲当年刚从台湾到日本留学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增添了有关2004年我的大弟康成“游绿岛”的一个章节。康成为追踪父亲半世纪前受冤受难的痕迹而特意前往绿岛,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就决定把那段感触也写入增订版。必须一提的是,家父已于2007年5月去世,所以这个增订版就以父亲的与世长辞为结。我很感激北京三联能出版我的回忆录的增订版,让我增补了3万多字,使我终于给《走出白色恐怖》这本书画上了句点。

  即使对台湾“保密局”前局长谷正文,我也希望能如实地写出他的复杂面

  问:您在评价人类学家朋友张光直教授的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时,特别提到“我最不喜欢看别人的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相应地,您的回忆录重点也不在于对台湾“白色恐怖”的形成机制及制度原因的探讨(“台湾人生命的韧性”固然值得钦敬),而是处处充盈着“感恩”之心,这是因为您早在15岁就受洗并从基督教中获得了“宽恕”的信念与抵抗政治裹挟的精神资源吗?

  又或者说,您父亲孙裕光先生当年的蒙冤入狱具有一定偶然性,他并非真正的左翼人士,而是受您大舅、台湾1950年代初“鹿窟事件”领袖陈本江的牵连才入狱?

  孙康宜:我所谓“感恩”,乃是对那些曾在我们受难期间伸出援手的亲友而言的。就如书中《自序》所说,“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所以,“感恩”和“宽恕”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只能说,有关“白色恐怖”这个话题,我个人并不想写传统意义上的“控诉文学”,只想多写有关那些曾经帮助我们走过患难的恩人,因为“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是被世人遗忘的一群,他们也一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因此我要特别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绝不等于说,我对“白色恐怖”,“处处充盈着感恩之心”!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再次澄清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问:“戴笠门人”、台湾“保密局”前局长谷正文(曾用名“郭同震”)先生1977年曾当面相告,称您父亲无辜被抓并被判十年,仅仅是因为“当年被捕后,曾当面顶撞他”。但您父亲1960年出狱后去高雄炼油厂国光中学应聘英语教职时,又是谷先生写信证明他“当年被捕实为无辜受累”,才得偿所愿;1970年代初,您的两个弟弟去美国留学前,在警备总部的审查中受困于您父亲的“政治污点”时,也是谷先生写了证明你父亲清白的信。那么,您的“感恩”之心适用于情治人员当年随意作为的“职务行为”吗?

  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您肯定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复杂性史实谷正文在1938年还是积极参与抗日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员,其同伴包括1949年后官拜大陆文化部副部长的左翼作家荒煤、后来的著名演员张瑞芳等。您1977年与谷接触时,他知道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在读博士吗?

  孙康宜:我的“感恩”当然不适用于情治人员随意作为的“职务行为”。作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怎么会对他们感恩呢?那是不可能的。谷正文原为共产党员,有关他后来在“白色恐怖”期间为国民党保密局所做的一切(包括无数冤案、错案),以及他自己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中所公布的那些抓人、杀人的经验,历史自然会有定论。他自己在书中也说,他“制造白色恐怖”。

  然而,即使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也希望能如实地写出他的复杂面。1977年我去拜访谷先生时,开门见山就问:“你为何抓我父亲?”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当年他如何抓人的本领,说得有声有色,好像在叙述一段别人的故事。最后他终于承认,我父亲乃是无辜被抓,他之所以被判十年,仅仅是因为当年被捕后,曾大发脾气并当面顶撞他。但他又说,像我父亲那样的例子很多,许多年轻有为的知识青年都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牢。他边说边对我点头叹道:“唉,上帝还是公平的。你看你们姐弟都很成功,很有出息。唉,看我……”

  谷正文的个性确实复杂,他十分狠毒,但也诚实。

  所以,当我父亲1960年出狱后去高雄炼油厂国光中学申请英语教职时,也是谷正文写信证明他“当年被捕实为无辜受累”,才终于得到应聘;后来我自己和两个弟弟申请去美国留学,在台湾警备总部的审查中受困于父亲的“政治污点”时,也是谷先生写了证明父亲清白的信,才终于没事。

  1977年我与谷先生在台北见面时,他知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当时他还问我有关《红楼梦》译者DavidHawkes的一些问题。后来,我回普林斯顿校园,不久就收到他用航空特快寄来的十多本白先勇的小说,包括《孽子》。我自然向他写信致谢。

  1995年谷先生出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他还特地从加州打电话到耶鲁大学给我,告诉我出书的消息。后来我读到书中《三次制裁白崇禧致死》那一章,颇觉不可思议,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愿意把杀人的罪过加到自己的身上?不知他所描述的是真是假。奇怪的是,多年来我虽然经常和白先勇保持联络,却从来没想过要问他这个问题!

  总之,谷正文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但我想,他是寂寞的,不知有多少人会对他感恩。

  问:接着谷正文先生经历的复杂性问题,无论是台湾的“白色恐怖”,还是大陆的“文革”,您认为个体的恶与制度的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个体作恶才可以以政治压力和生存压力为借口而获得赦免和宽恕?

  孙康宜:对不起,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有关个体的恶与制度的恶,我在书中也很少提及。我想有关人性的恶以及赦免和宽恕等问题,只有上帝可以回答。

  “白色恐怖”较注重对某些“个人”的

  迫害,而“文革”却是“集体”的

  问:王德威教授在序言“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中说,“对历经‘反右’、‘文化大革命’风潮的大陆读者而言,孙康宜的白色恐怖经历可能有似曾相识之感;比起来,白色恐怖在规模和行动上甚至可能是小巫见大巫。有多少年,历史对两岸的中国人都是残暴的。”

  无独有偶,台湾作家亮轩在回忆录《坏孩子》(大陆版名为“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中也说,“台湾曾经经历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我前些时访问白先勇与阮义忠两位,他们对“白色恐怖”的烈度也都有类似表述。

  作为“白色恐怖”直接受害家庭的子女,您如何看待“白色恐怖”与“文革”危害的异同?如果将这一比较从华人世界扩展至整个世界范围呢?

  孙康宜:我曾在另一篇访谈里提到,在1950年代台湾所谓“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即张光直被捕、叶嘉莹被牵连期间),其高压迫害的恐怖程度确实令许多人害怕。而我父亲也不幸于这期间坐牢十年。当然,今日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戒严时期那种恐怖。但据我个人的观察,1960年代以后(即雷震被长期软禁、陈映真被捕期间),其迫害的规模和方式已经缓和多了。确实,就如台湾作家亮轩所说,大部分的人只要“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有什么感觉”。但问题是,只要不幸被迫害,每个受难者都经历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我也同意,台湾的“白色恐怖”与大陆的“文革”有其根本的不同。1950年代的台湾,虽然有保密局的谷正文等人时时刻刻以捕捉“共匪”为己任(宁愿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人),弄得整个台湾风声鹤唳,十分恐怖,但国民党自始至终标举传统文化,一切以“读书”为最高理想的思维方式,却是大陆“文革”时期所没有的。当时作为受难者的家人,我和两个弟弟就因为“会读书”而平安地生存了下来。只要会读书,凡事沉默(患难时期,沉默是生存之道),同时只要不过分压抑而导致精神病,就可以了。

  问:我还是倾向于认同王德威教授的判断,即“不论颜色、规模,恐怖一旦发生,对每一位受难者都是人格的违逆、人权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中国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伤害,必须由好几代人来承担”。当您入籍美国后于1977年首次回台湾探望重病的父亲时,您所接触的岛内知识精英在“白色恐怖”后期的精神状态如何?普通大众呢?这种精神状态在1987年“台湾戒严法”正式被取消后又呈现了怎样的变化?

  再对照您1979年夏天首次回大陆寻亲并拜访沈从文、萧乾、杨宪益、王力等老先生时的观感,在“后‘白色恐怖’”时代与“后‘文革’”时代,两岸知识精英的精神状态有何异同?记得您在2008年的一个长篇访谈中提及,“我在大陆最常见的经历就是大家都在流泪”,“但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两人(谈到大儿子刚在英国被烧死时)都没有流泪,而且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让我觉得最伤心的是不流泪的那种伤心”。

  孙康宜:就其规模而言,台湾的“白色恐怖”当然比不上大陆的“文革”。所谓“规模”的大小,并不指迫害程度的大小,就如王德威所说,“不论颜色、规模,恐怖一旦发生,对每一位受难者都是人格的违逆、人权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中国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伤害,必须由好几代人来承担。”但我想,两种“恐怖”最大的不同是:台湾的“白色恐怖”较注重对某些“个人”的迫害,而大陆的“文革”却是“集体”的。因此,在台湾即使某个人冤枉受害,最多只会连累到他的亲友们,其迫害程度就是再残忍,也不致影响到整个社会群体的安危,因而规模就显得较小,所以我1977年回台探望重病的父亲时,几乎已看不见“白色恐怖”的痕迹了。当然,这并不表示没人再受迫害。可想而见,后来1987年蒋经国取消“台湾戒严法”之后,台湾就很快转变为自由、民主之地。

  相较之下,大陆“文革”的悲剧主要在于其集体迫害性,所以人人都难逃其罗网。我1979年首次回大陆寻友探亲时,确实常见大家都在流泪,当时好像整个国家的人都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nervousbreakdown)!

  问:您的父母1978年初在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台北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等人关照下,终于成功移民美国,但此前在“侨务委员会”的办事人员那里却遇到百般刁难,我很认同您据此总结的心得“在中国人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负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情会变成了坏事”、“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当然,这也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嫌疑。

  您也追问:“何时才能使中国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在缺乏基督教传统的中国,在当下大陆因社会各阶层严重断裂而遍布戾气之时,您对这两个问题有新的思考成果了吗?

  孙康宜:我相信只有宗教的力量才能使中国人彻底变得博爱而宽容,因为宗教能使人超越世俗的恩怨,因而达到救赎的契机。否则,一直仇恨下去,一代又一代地算账、报仇,终会使两岸三边的中国人再败于西方文明。所谓“渔翁得利”,国人不可不警惕也。

  充和女士与我母亲那代中国女性在忍受、克服时代动荡方面颇令人敬佩

  问:大陆文化人士谈论耶鲁,必然会谈到长期执教、生活于此的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合肥四姊妹”之一的这位世纪老人其实只分别长你的父母6岁和9岁,她抗战前后都在北大求学和讲授昆曲及书法,日常闲谈中,你们会常聊起她那一代人1949年之前的大陆岁月吧?也会谈到您家的远亲沈从文先生吧?

  张充和女士与您母亲那代中国女性在忍受、克服时代动荡方面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点?

  孙康宜:很巧,就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半小时前,我的耶鲁同事苏炜先生正好送来一本他的新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2)。今年充和女士100岁,所以苏炜特别出版此书,作为一份贺寿的礼物。在这本精彩的书中,苏炜也记载了充和女士在日常闲谈中,经常回忆起她那一代人1949年之前在大陆生活的情况,当然也包括有关沈从文等人的往事。其实,我也是同样藉着与充和女士的闲谈,才写出《曲人鸿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那本书的。我那本书特别强调充和对抗战前后那一段生活的回忆。对于一个百岁的人来说,回忆就是再次整理人生的头绪。

  你说得很对,充和女士与我母亲那代中国女性在忍受、克服时代动荡方面颇令人敬佩。我想她们的共同点是:勇敢而真诚,努力却不中断,而且凡事都做得仁至义尽、无怨无悔。《易经》的《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我更要说:“天行健,中国女子以自强不息。”

  问:前年您撰写张充和女士口述《曲人鸿爪》、编注“张充和题字选集”《古色今香》,称呼她时都用的是“女士”而非“先生”,这是性别研究者的特意选择吗?我们这里就如何称呼杨绛、张充和这样的前辈女性颇有争议,有的认为称“先生”是表敬重(董桥在“张充和耶鲁书展”一文中就是用“先生”),反对者则认为这样是矫情。

  孙康宜:究竟应当称“女士”还是“先生”,我个人完全没有意见,能顺着个人的习惯去做最好。从前我们在台湾受教育时,都称女性为“女士”、男性为“先生”,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把“女士”和“先生”作为性别的称呼,有如英文里的“Mr.”和“Ms.”,这完全与“敬重”与否无关。所以我称张充和为“女士”,只是习惯使然,不是因为作为一个性别研究者的任何特意选择。

  若要建立深厚长远的民主传统,还得努力培养对别人的基本尊重和关怀

  问:回忆录所附“作者成长年表和有关事件”中,对亲朋入籍美国的时间都交代得特别详细,您本人的成功显然也得益于留学和移民美国。今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表决,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及曾经排斥华人的做法正式道歉。作为入籍美国已经36年的代表性华裔汉学家,您对于自己尤其是作为女性学者融入美国主流学术界和主流社会有些什么感慨?从台湾去美国或从大陆去,这种感受也会有些差别吧?

  在钟雪萍与王斑合编的《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海外华人学者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中,我却不时感受到某种紧张感和火药味,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在美国政界的提升,可能会有益于美籍华人,但这不会代表大陆中国人的利益”。

  我在大陆也有一个粗浅印象,往往是某些留美归国的人文社科类学者显得更加左翼,当然这种左翼还不同于1930年代的左翼。

  孙康宜:有关海外华裔对于美国的想法和态度,那都是极其个人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将之硬分成“从台湾来”或是“从大陆来”两大类。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对亲人入籍美国的时间都交代得特别详细,乃是从“幸存者”的角度出发的。从前我的家人不幸陷入“白色恐怖”那种危险重重、茫然无措的境况中,现在有幸到了美国,才终于有了安全的生活方式,才开始能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生存下去的家园,所以我要把每位亲人入籍美国的日期写在我的书中,作为我们远离乱世的印记。所以,作为一个幸存者,我对美国的感受自然与一些其他的华裔学者不同。我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是永远心存感恩的:我感谢他让我们一家人出死入生,也感谢它帮助我们有尊严地活出我们个人的理想。因而,我对美国有一种很强烈的回馈意识,希望能尽力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也不断鼓励自己要努力活出那种基本的美国精神。所以,几年前我写了《我看美国精神》一书来表达我这个深植内心的感想。

  根据我个人40多年的观察,美国社会虽然不断在变化(例如枪支管制不严,令人担忧),但一般美国人秉持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我所强调的“美国精神”却一直能与时为新,根基不变。至今,大部分美国人仍坚持自由和公平的信念,很多美国民众都在努力工作,积极服务,以不同的方式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特别是为社会捐赠大笔资金的优良风气,最使我感动,这就是我写《捐赠与审美》和《卡内基的阅读精神》那两章文字的起因。美国人之所以能秉持这样的公德心,显然和他们的移民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他们的祖先多半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当他们刚抵达美国时,大多身无分文,但后来却经过百般奋斗而终于拥有了许多。所以,他们愿意为这个曾经接纳和拯救他们的社会付出贡献,以为回馈。也因此,几乎每个美国父母都向他们的子孙传下了一段动人的移民故事。

  所以,一个华裔对于美国的态度和看法如何,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背景和身份的认同。很抱歉,你提出有关钟雪萍与王斑合编的《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一书的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建议你给王斑等来自大陆的华裔学者专门做一次采访。

  问:最近一次回台湾是什么时候,您如何评估台湾这些年反思“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彻底程度?新浪微博上数月前热传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在“立法院”会议上尖锐质询“文建会”主委龙应台的纪要,谈及“转型正义”,段宜康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对“白色恐怖”那段历史负起最大责任,龙应台则认为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

  而在今年7月15日即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纪念日之际出版的广州《新周刊》,其封面大专题“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中,一位大陆资深媒体人在实地考察台湾的“转型之旅”后,对专门纪念台湾左翼受难者的马场町纪念公园评价非常之高,认为“正因为人性的顽强,台湾才终于冲破了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进入到成熟的民主时代,人权至上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犹如当初赤壁般的火烧岛,终于演化成今天生机盎然的真正的绿岛”,他甚至认为,“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孙康宜: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2008年,主要是在“中央大学”作一系列的学术演讲。我对目前的台湾印象很好,台湾显然已经冲破了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已进入到成熟的民主时代。我完全同意,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要建立深厚而长远的民主传统,还得努力培养对别人的基本尊重和关怀,而不能一味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因为,真正的民主、自由不但意味着个人权利的拥有,更重要的还是对个人的严格要求那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对社会履行应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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